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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司马逸原本就是因为宁州侵地案而对基层吏治有所警惕，见此建议颇为赞同，遂令沈尧臣细化章程，推举人选，将此事落到实处，同时要求刑部和大理寺将与侵地案有关的贪墨、伤人案件专案处理，务求做到不偏不徇、量刑而判，在重判主犯的同时亦不要扩大株连，对数目微末仅为同污自保的官吏，以罚奉记过为主，给予他们改过从新的机会。但此过失需记入考核记录，再有二犯则加倍重罚。

    相对于建平元年朝堂大换血时的宁错勿纵，司马逸此举实在是温和得出人意表，众人私下猜测之余，同时感受到肃帝不同以往的态度和决心。那些立场不坚定惯随大流的人很快就分出了两类，一类有所觉悟，定下心来安于职守，另一类继续察言观色随意立场，不久就在新一轮吏治考核下淘汰出局，时间一长，倒真使吏治清明了起来。

    司马逸还趁此时机，要求刑部重修刑律，细化刑责，取消部分烈帝年间特别颁布的严刑峻法，要求刑部像吏部那般设立刑案督察机构，专门处理民告官案，允许苦主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向督察官投递状纸。

    这一项改制提出后，在朝堂引起了激烈的争辩，直从年前争到了年后。许多人不能接受，认为颠覆了官与民的根本，但同时也有支持者，以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为据，以理相驳。

    这场争辩最终以支持者渐多而结束，虽然有不少半路转向之人是揣摩圣意之后的转变，但重修刑律终是因此而顺利展开。而作为此次风波的始作俑者，司马逸却始终高坐于上，托